原標題：左宗棠與至公堂：一紙奏章話文脈

來源：新華每日電訊

原標題：左宗棠與至公堂：一紙奏章話文脈

來源：新華每日電訊

左宗棠與至公堂：一紙奏章話文脈

（ 2024-09-06 ） 稿件來源：新華每日電訊 草地周刊

本報記者張欽

同治十二年下半年（1873年秋至1874年初），是清代西北經略史上的關鍵半年。

這半年，61歲的陜甘總督左宗棠率兵縱穿千里河西走廊，奔波于蘭州與酒泉之間。兩宮皇太后和同治皇帝頻頒上諭，連番垂詢收復新疆之策。

這是左宗棠第一次到河西走廊“出差”。兩年前，他就要“扶杖而行”，這次更是拖著“衰病之軀”，忍受喪子之痛，感嘆“日暮途長”，念著“退隱田間”，一面部署平定陜甘的掃尾工作，一面謀劃收復新疆的方略，忙得“眼目昏花，心神恍惚”。

到了年底，他忽然有“閑心”偏離“中心工作”，草擬《請分甘肅鄉闈并分設學政折》（以下簡稱《分闈折》），懇請將陜甘兩省長期合并舉行的舉人選拔考試——鄉試分開舉行。

受訪史志專家評價，《分闈折》藏著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往事，不僅是解碼西北文脈興衰、治理興替的一扇窗，也是對歷代經略西北得失的一次反思，是繼趙充國“屯田三策”之后籌劃西陲長治久安的又一篇雄文。

西域經略深反思：

“于武備尚詳，而文治獨略”

初秋時節，蘭州繁華街區西關一帶，黃河奔騰，人流穿梭。大批外地游客慕名而來，在115歲的蘭州“地標”黃河鐵橋前打卡。距離鐵橋四五百米處，近代西北“地標”——中軸線建筑群甘肅貢院遺址鬧中取靜，即將迎來150歲生日。

貢院遺址，坐落在蘭州大學第二醫院里。高樓掩映之下，兩棟恢弘的殿堂式建筑十分醒目。前面一座大殿高15米，面闊七間，名叫至公堂，曾為監臨、外簾官辦公場所，是貢院的核心建筑；后為蘭州大學教室、禮堂、閱覽室；現為甘肅科舉博物館。后面一座高14米，面闊五間，名叫觀成堂，也是當年甘肅貢院中軸線上的核心建筑。

與絕大多數中軸線建筑坐北朝南不同，至公堂、觀成堂都是坐東朝西。甘肅科舉博物館工作人員周媛說，這種坐東朝西的布局在全國現存貢院遺址中獨一無二，可能與蘭州城沿河而建、地形東西狹長有關。

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，坐東朝西，也就是面向西部，與貢院創始人左宗棠極力推動陜甘分闈、實現文化“定”西的初衷相通。甘肅貢院就是當時面向西部、以文化人的抓手。

時光倒流。151年前的1873年9月10日，左宗棠從陜甘總督駐地蘭州出發，經武威、張掖，走23天長途，抵達毗鄰新疆的酒泉。

出發7天前，長子左孝威在湖南老家夭折。但按當時的條件，他無從立刻得知。一路上，祁連雄渾，戈壁浩瀚，映入眼簾的，是“大漠孤煙”“孤城遙望”“春風不度”的蒼涼風光。

左宗棠自小摯愛方輿地理，21歲時就曾寫下“西域環兵不計年，當時立國重開邊”的詩句，38歲時有機會得到“邊疆問題專家”林則徐面授機宜，深刻認識到“西域屯政不修，地利未盡，以致沃饒之區，不能富強”。不過，這次用腳步“丈量”河西走廊之后，他對歷代經略西北得失有了更加痛切的認知。

與今天便捷、高效的交通不同，當時的絲綢古道，讓他形成了肌肉記憶。他在《分闈折》中寫道：邊塞路程悠遠，又兼驚沙亂石，足礙馳驅，較中原行路之難，奚翅倍蓰。

令他震驚的是，由于清初行政區劃“改革”不徹底、設計有缺陷，遼闊的邊疆和艱險的道路，阻滯了各族士子向慕風化、跨階層流動的上行通道，導致西北文脈壅塞，逐漸削弱了“大一統”的根基。

1873年下半年本是“鄉試季”，甘肅各地生員理應遠赴陜西參加秋試。然而，返程路上，從甘州（今張掖）到涼州（今武威），左宗棠看到大批生員路邊恭迎。起初他以為這些人是參加“秋試”后匆匆趕回的考生，便詢問考得怎么樣。然而，答案令人唏噓：由于“甘省距陜道阻且長”，清朝開國200多年來，許多士子無力赴陜。

左宗棠本是科舉考場中的失意人，因功勞卓著獲賜“同進士出身”，但“第一學歷”只是舉人。與他相比，甘肅讀書人的遭際更慘。

他認為，甘肅讀書人“經明行修能自淑其鄉里者，尚不乏人”，但清朝開國200多年來卻罕有名滿天下的大官、大師。問題出在“指揮棒”上。

據《左宗棠全集》中收錄的信札記載，因道路險遠、代價高昂而自動放棄鄉試機會的甘肅生員，當時竟占“十之七八”。少數下定決心趕考的人中，又有很多人遭遇意外：有路遇暴洪、滑坡、泥石流，因不可抗力錯過考期的；有盤纏用盡不得已半途而廢的；有走著走著得了抑郁癥、客死他鄉的。左宗棠感慨道：故諸生附府、廳、州、縣學籍后，竟有畢生不能赴鄉試者。窮經皓首，一試無緣，良可慨矣！

一路耳聞目睹，一路調查研究，左宗棠對經略西北的得失進行了深刻反思。

《分闈折》通過援引大量數據、細節，算了“三筆賬”，痛陳西北治理體系長期無“根”、失“魂”、缺“鈣”，周期性興衰變亂在所難免。

第一筆是制度成本賬。當時的甘肅，東鄰陜西，西至新疆烏魯木齊一帶，轄境包括今天的甘肅、寧夏、青海，以及新疆、內蒙古的一部分。從東至西，最近的地方距西安五六百公里，蘭州、西寧、銀川距離上千公里，張掖、酒泉距離1500到2000多公里，烏魯木齊等地距離三四千公里，往往單程就要走兩個多月。至于花費，“少者數十金，多者百數十金”，和東南各省舉人赴京參加會試的花費一樣大。

第二筆是人才產出賬。據《分闈折》數據，當時甘肅在冊的生員遠超萬人，而1873年真正抵陜趕考的還不到3000人，實際參加考試的比例只有“十之二三”。就是在這種情況下，主考官評卷后向他報告，兩省聯考，“甘肅獨優”。《分闈折》援引的數據表明，道光、咸豐年間，甘肅士子到考率低但上榜率高，幾乎每屆鄉試都有30多人上榜。

第三筆是政治得失賬。這是左宗棠不惜筆墨著力論證的核心觀點。《分闈折》開門見山、一針見血地指出：置省以來，諸凡建設，或創或因，于武備尚詳，而文治獨略。其大意是：甘肅自清初單獨建省以來，無論是原創性制度安排還是因襲前朝的舊制，都存在共通的積弊——重武備、輕文治。

《分闈折》先是回顧了清初陜甘分省的過程：甘肅最早歸陜西統轄。到了康熙年間，“拓地日廣”，中央政府設立甘肅巡撫，后來派駐陜甘總督，兼管甘肅巡撫事務。他進而論述道，甘肅“地當西陲沖要，南北界連藩服荒服”，是經略西域的戰略“抓手”。這里各族雜居，迫切需要在“謠俗異宜，習尚各別”基礎上，建好共有精神家園。

左宗棠曾坦言，“臣度隴之初，見隴事敗壞至極，無從措手，心竊憂之”。戎馬倥傯之余，他深感“甘、涼一帶民風尚稱樸厚”，同時痛感一些地方“四十余年，等于絕域，聲教久不行”。他認為，西北治理必須眼前、長遠一起抓，既要以發展促穩定，更需用改革求久安，具體是辦好三件事：講求政教、舉行兵屯、振修武備。

其中，“講求政教”排在首位。在他看來，西北只有“經正民興”，才能“潛移默化、異志全消”，收到“邊氓長治久安之效”。

左宗棠督甘后，每到一處都鼓勵辦學，曾為蘭山書院四處延攬“山長”，寄望各地重振“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圣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”的“關學”傳統。他先后創辦蘭州制造局、織呢局，在內陸邊陲倡導洋務運動，早早拉開西北工業化的序幕。他著力改革完善西北治理體系，《分闈折》呈遞前后，多次上書清廷充實完善西北行政區劃設置，其中4次上書建言新疆建省，最終獲批。

“智庫”要破更要立：

算明白大賬，更理清細賬

2018年，甘肅貢院經過3年大修，作為甘肅科舉博物館，首次向公眾開放。走進博物館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展示甘肅貢院全貌的沙盤。據地方志記載，甘肅貢院占地14萬余平方米，最多時可容納4000余人同時考試。

歷史記載，貢院建成后，人文薈萃，匾額、楹聯盛極一時。曾有一副192字的長聯，比久負盛名的滇池長聯還要長，是中國貢院第一長聯。如今，觀成堂仍保留著左宗棠繼任者、譚延闿父親譚鐘麟的54字長聯。至公堂內還有3處左宗棠印跡。門頭匾額上的“至公堂”三字，是貢院落成時左宗棠手書；門口有一副木質長聯，如今移入堂內珍藏，也是左宗棠自撰自寫：共賞萬余卷奇文，遠擷紫芝，近搴朱草；重尋五十年舊事，一攀丹桂，三趁黃槐。

周媛說，2015年翻修時，兩座建筑整體抬高1.36米，施工人員在至公堂施工時，發現大梁上還保留一行總長10多米的楷書題款，上寫左宗棠的官銜和姓名，明確記載“封頂”日期為光緒元年（1875年）七月初九。

就像至公堂處處可見左公印跡一樣，陜甘分闈從動議到落地，凝聚著左宗棠不少心血與智慧。

《左宗棠在甘肅》作者、隴東學院教授馬嘯說，從《分闈折》看，左宗棠謀事善成，不僅善于大處著眼，直陳迫切性，也善于小處著墨，講清講透可行性。

其實，陜甘分省以來，陜甘分闈曾多次提上議事日程。清政府在決策中并未全盤否定，很早就決定武試分闈，由甘肅自主組織武舉人選拔考試。

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武沐說，雍正、乾隆皇帝先后兩次否決陜甘分闈的提議，原因如出一轍：甘肅士子不多，分闈作用不大。在清政府看來，自古“關西出將，關東出相”，甘肅只是武術之鄉，“盛產”武將。

因此，雖然陜甘分闈客觀有需要、民間有呼聲，但先帝有定論，官方有變通，祖宗成法不敢輕動。到清中葉，政局不穩、財政吃緊，陜甘分闈更加趨于無解。

從歷史資料看，《分闈折》呈奏前，地方上已有形式多樣的分闈動議。許多士紳曾給陜甘學政呈遞聯名信，甘肅籍官員滕烜、曹炯等人已為甘肅貢院建設發起募捐，好像要將生米煮成熟飯。不過，最終說服清政府的，還是《分闈折》。

左宗棠長期被封疆大吏聘為智庫、幕僚，撰寫“智庫報告”是他的看家本領，林則徐稱之為“絕世奇才”。擔任封疆大吏后，他多次建言加強船政、塞防，新疆、臺灣設省。收復新疆時，當許多官員輕言“乘勝出關，速圖掃蕩”時，左宗棠“體察軍情，詳審局勢”，認為大西北“籌餉難于籌兵，籌糧難于籌餉，籌轉運又難于籌糧”，“用兵在精不在多”，先要挑選精兵、妥運糧草，才能畢其功于一役。這些建言獻策之所以落地見效，主要是他重視調研，能察人所未察，故能言人所未言。

《分闈折》不僅直擊西北治理的要害問題，更拿出一攬子說服力和操作性極強的改革設想，入情入理。

1873年，左宗棠與陜甘學政、廣東碩儒許振祎頻繁通信。兩人就陜甘分闈的技術性細節交換意見。從《左宗棠全集》收錄的書札看，他還問計于其他官紳，最終鎖定三個關鍵性問題。

第一個是錄取名額問題。從古至今，“上線率”都是牽動各方切身利益的要害。理論上，分闈的最簡單辦法是將陜甘鄉試的42個錄取名額一分為二。但左宗棠認為，存量調整不合實際，增量調劑皆大歡喜。

在《分闈折》中，他用事實和數據講了三層理由：一是如果兩省平分現有名額，對近水樓臺先得月、歷來到考率較高的陜西考生來說顯失公平；二是由于山高路遠、兵荒馬亂，甘肅歷年累積的未參加鄉試考試生員為數甚多，考慮到往屆甘肅考生上榜率高，簡單一分為二也難解甘肅之渴；三是橫向對比看，云南、貴州在分闈時，清廷分配貴州“取中額數”42名，這個數字是全國各省中最少的。左宗棠建議，甘肅“取中額數”只需比照貴州成例即可。

第二個是“開口子”問題。當時，還有安徽、江南兩省沒有分闈。為了打消“開口子”的顧慮，《分闈折》特意寫道，安徽與江南“壤地相連、一水可通”，安徽士子到江南考試，“習以為常，并無不便”。考慮到清流對分闈還有不同意見，奏折主動設置議題并作出回答：“臣亦知圣賢之學，不在科名”，但“非科名無以勸學，非勸學則無讀書明理之人”。

第三個是經費保障問題。左宗棠寫道，盡管甘肅苦瘠“甲于天下”，但陜甘分闈是民心所向，民間已在蘭州西關一帶選定地基，買好磚瓦、木材，等著開工。此外，分闈后，每屆鄉試經費，也由甘肅籌劃。

這幾本細致入微的“小賬”加起來，就形成一個強烈信號：陜甘分闈功在當代、利在千秋，清廷只要新批40多個舉人名額，增設一員學政，就能四兩撥千斤。

一脈多傳樹參天：

根扎西部，獨樹一幟

一場秋雨過后，又見天高云淡。萃英山下，莘莘學子涌入蘭州大學天山堂、昆侖堂，開始新一天的學習。

“萃英”，取自萃英門，后者與至公堂一樣，曾是甘肅貢院的標志性建筑。1913年，蘭州大學的前身甘肅公立法政專門學校遷入甘肅貢院舊址。貢院許多地標，從此成為蘭大的象征、學子的記憶。到20世紀40年代，國立蘭州大學在至公堂附近，又建起四棟當時蘭州的最高建筑：天山堂、昆侖堂、賀蘭堂、祁連堂。校史記載，用四座西北名山命名，意在開闊學子心胸，提醒廣大師生，面向西部、扎根西部。

至公堂、觀成堂一帶，已找不到一棵甘肅貢院初創時期栽植的古樹。不過，堂前屋后，幾十年前栽植的古槐也已枝繁葉茂。

與之相似，近150年間，以萃英門、至公堂為標志的甘肅貢院舊址幾經興衰更替。但從初創時的“坐東朝西”到精神上的“面向西部”，特有文化氣質經過創造性轉化、創新性發展，實現了一脈多傳。

據甘肅科舉博物館介紹，甘肅貢院從1875年落成開考，到1905年清朝廢除科舉，共舉行13次鄉試，累計取中舉人681名，其中116人進京趕考成為進士，這兩個數字超過分闈前200余年甘肅（包括今寧夏、青海、新疆）的舉人、進士人數之總和。

甘肅省文史研究館館員鄧明對于陜甘分闈后的“人文鼎盛”如數家珍：甘肅貢院第一位解元安維峻，曾上書請誅李鴻章、斥責李蓮英干政，被稱為“隴上鐵漢”“鐵肩御史”，后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；武威籍舉人李于鍇，曾參與起草公車上書，1901年任山東大學堂監督，負責籌建山東大學堂事宜；哈銳則是晚清甘肅天水回族同胞中走出的翰林，后來成為甘肅知名實業家；最后一名解元鄧隆，民國后創辦火柴廠，也成為實業家、慈善家，被稱為“光明使者”……

史料記載，1895年，有61名赴京考試的甘肅籍舉人參與“公車上書”，簽字人數居全國第五。后來，甘肅舉人還聯名起草《請廢除馬關條約呈文》，強烈反對對日割地賠款。

1905年，科舉制度雖然廢除，但甘肅貢院并沒有荒廢。面積14萬余平方米的房院，好比一個“科教孵化園區”，成為眾多新式教育和近代工業的開端之地。

《蘭州大學校史》記載，清末，蘭州道、甘肅洋務局總辦彭英甲在原甘肅貢院院內設立礦業學堂、農林學堂。兩校分別設立預科、本科，學制5年。其中，農林學堂為甘肅農業職業技術學院的前身。1913年，甘肅公立法政專門學校遷入貢院，此后先后更名改制為甘肅學院、國立蘭大。

據甘肅科舉博物館介紹，1919年，甘肅省立工藝學校在甘肅貢院舊址上建立，這是蘭州理工大學的前身。1935年，蘭州中山醫院與省立蘭州醫院合并，后成為蘭州大學附設醫院，見證西北醫學教育和醫療事業的發源和發展。

據不完全統計，從晚清廢除科舉到“五四運動”前夕，甘肅貢院舊址內“孵化”出5所近代化大中專院校，以及甘肅農業試驗場、甘肅勸工廠、甘肅制造局、甘肅農墾總局、甘肅工商礦務局、甘肅官書報局等6家單位。

1946年，另一位湖南人辛樹幟出任重新組建后的國立蘭州大學首任校長，對貢院內的這所大學有再造之功。

在他看來，蘭州大學地處西部，必須扎根西北，造就一批“通語文”“嫻風俗”，能夠適應西北民族地區工作、研究的專業人才。

他說：“且西北邊疆各民族，各有其悠久歷史文化，今欲冶國內各族于一爐，使之團結一體，融和無間，則歷史之研究與文化之溝通，亦屬當前切要之圖。”

辛樹幟扎根西北，一生創辦兩所西北知名高等學府：蘭州大學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。文獻記載，毛主席曾稱贊他“辛辛苦苦，獨樹一幟”。

今年9月，蘭州大學迎來建校115周年。明年，是甘肅貢院創辦150周年。薪火相傳，如今，甘肅已有各類高校49所，是繼西安之后西北地區最重要的高等教育基地。

192字長聯，寫盡當時甘肅人的自豪與期許：

二百年草昧破天荒，繼滇黔而踵湘鄂，迢迢絕域，問誰把秋色平分，看雄門四扇，雉堞千尋，燕廈兩行，龍門數仞，外勿棄九邊楨干，內勿遺八郡螰楠，畫棟與雕梁，齊焜耀于金戈鐵馬以后，撫今追昔，飲水思源，莫辜負我名相憐才，如許經營，幾番結撰；

一萬里文明培地脈，歷井鬼而指斗牛，翼翼神州，知自古夏聲必大，想積石南橫，崆峒東矗，流沙北走，瀚海西來，淘不盡耳畔黃河，削不成眼前蘭嶺，群山兼眾壑，都奔走于風檐寸晷之中，疊嶂層巒，驚濤駭浪，無非為爾諸生下筆，展開氣象，推波助瀾。

不過，談起獨特的西北文化氣質，不少人會簡潔明了地援引蘭大八字校訓：自強不息，獨樹一幟。

這八個字，暗含著一位教育家的名字，藏著一段文脈賡續的百年佳話，蘊含著文化“定”西的智慧、文教“戍邊”的使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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