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標題：《我和我的父輩》：以代際敘事尋求共同的記憶與價值

來源：文匯報

李寧

近些年，拼盤或集錦似乎已成為主旋律創作中屢試不爽的模式。近日上映的《我和我的父輩》集結了吳京、章子怡、徐崢與沈騰四位“演而優則導”的創作者，以《乘風》《詩》《鴨先知》與《少年行》四個風格迥異的篇章延續了“我和我的”系列的熟悉配方。

不同的是，如果說電影《我和我的祖國》主要觀照個體與國家之間的關系，《我和我的家鄉》聚焦個人與故土的聯結，那么《我和我的父輩》則首先著眼于代際之間的情感與價值碰撞。

集錦式創作的優缺點都是顯而易見的。其優點在于，如果不同故事單元旗鼓相當、搭配得當，不難形成相互激蕩的多聲部協奏曲。缺點則在于，若沒有某種統一的理念、情緒或風格貫徹始終，便容易形神渙散、顧此失彼。就此而言，《我和我的父輩》的整體呈現還是可圈可點的，影片的四個單元都緊密圍繞代際敘事，試圖以家國同構的方式重塑與延續社會記憶，尋求民族國家的想象共同體的建構。

代際的沖突與彌合

相比于“我和我的”系列的前兩部作品，《我和我的父輩》將故事進一步縮減至四個，從而使得每一單元的敘事空間更加充沛。這些單元分別聚焦于革命戰爭時期、社會主義建設時期、改革開放初期與從未來穿越回到新時代的四個不同歷史時期，以四個普通的家庭故事勾連起新中國的過去、現在與未來。

其中，《乘風》的悲壯傳奇，《詩》的柔軟詩情，《鴨先知》的日常諧趣，《少年行》的癲狂鬧劇，可謂各具特色。徐崢執導的《鴨先知》是整部影片中故事與人物完成度較高的篇章，展現出較為純熟的喜劇技巧。初執導筒的章子怡則以女性獨有的視角與口吻，貢獻了整部影片中最為細膩動人的段落。《乘風》相對而言中規中矩，《少年行》則多少有些乏善可陳。

盡管不同篇章的水準參差不齊，但它們均從家庭關系尤其是父子關系入手，去展現代際之間的碰撞。在文藝創作中，父輩往事、代際沖突總是言說不盡的議題。對于子一代而言，父輩是傳統、歷史與秩序的代言人，是影響的焦慮，是被仰望也被反抗的對象。《乘風》中，面對身為冀中騎兵團團長的父親馬仁興，少年馬乘風時常流露出執拗、反叛的一面，父子二人經常不歡而散；《詩》中，兄妹倆對于父母神秘的職業充滿好奇，并因為父親的殉職而同母親爆發強烈沖突；《鴨先知》中，由于父親各種倒買倒賣、偷雞不成蝕把米的作為，兒子冬冬在學校飽受同學們的取笑；《少年行》中，熱愛科技的小小始終活在無父的陰影中，難以理解父親為夢想而付出的犧牲。

當然，《我和我的父輩》的重點不在于描畫代際沖突或差異，而在于呈現代際間的情感彌合、價值認同與精神傳承。例如，在《乘風》中，這種代際彌合依賴的是保家衛國、同仇敵愾的革命信仰。少年乘風的生命雖戛然而止，但另一個乘風卻同時降生，革命的火炬傳遞不息。而在所有段落中，《詩》顯得尤為不同。它沒有空喊口號或故作抒情，而是以浪漫又日常的筆觸詩化了航天人的奉獻精神。創作者以火箭為筆、燃料為墨，以天幕作紙張，將父輩們的生命之舞化為殘酷又壯麗的詩句。片中設置了父母給兒女寫詩以彌合代際隔閡的情節，“生命是用來燃燒的東西/死亡是驗證生命的東西/宇宙是讓死亡渺小的東西”等詩句生動訴說了父輩們的志業，訴說了對于生命與死亡的深刻認知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那個時代的局限。它讓人感覺到，那一代人將自己的青春、血汗甚至生命無畏地拋灑在荒漠曠野、深邃蒼穹，既是時代的召喚，也是個體的抱負。而影片正是以這種心靈剖白而非概念說教的方式，令片中的兒女與片外的我們感受到春風化雨般的情感與精神濡染。

家國同構與歷史的提喻

顯而易見，《我和我的父輩》采取了我國文藝創作中常見的家國同構的創作路徑：某個小家的悲歡離合是大國命運的縮寫，某位具體的父母其實是一代父輩的化身。

例如，《鴨先知》這一段落就較為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改革年代時代弄潮兒的典型——趙平洋。趙平洋出場時，是一位因投機倒把、不務正業而飽受街坊鄰里冷嘲熱諷的小人物，正遭遇事業與家庭的雙重危機。按照加拿大學者弗萊在《批評的解剖》一書中的分類，被戲稱“鴨先知”的他顯然是一種典型的智力或地位低于普通人的“諷刺”人物。這是一種喜劇創作中常見的人物類型，而處理這類喜劇人物的要義之一，就在于讓觀眾看待他們的目光從俯視轉為仰視，以此引發觀者更深入的共情與共鳴。趙平洋沖破種種阻礙最終拍成廣告片的經歷，生動地完成了這種目光的轉換，也令人感受到勇立潮頭的改革者們既要有把握機遇的敏銳眼光，也要有在孤獨和冷遇中不斷奮進的精神姿態。

正是通過趙平洋等父輩形象，《我和我的父輩》以四個歷史坐標串聯起了中國從積貧積弱到國富民強的宏闊歷程，甚至還暢想可以期待的未來。影片力圖向我們展現，現代中國不斷前進的密碼就在于不同時期堅守初心的父輩們，而父輩又是不斷迭代的。前浪簇擁著后浪，后浪成長為前浪，奔涌不絕的潮水改變著歷史的方向，終于匯聚成大江大河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與《我和我的祖國》等影片類似，《我和我的父輩》的歷史書寫也是一種典型的歷史提喻法：截取幾個歷史的片段，將其連綴和想象成整體的歷史。這種書寫方式，很難不體現出某些傾向或限制。除《乘風》外，其他幾個段落所建構的主要是一則以知識分子為主體、以科技興國為主線的當代史，而這或許會一定程度上遮掩歷史更為豐富與真實的肌理與樣貌。

為了共同的集體記憶

人類所處的當下時代，是一個失憶癥愈演愈烈的時代。虛擬生存、消費主義、后現代文化等讓個體與歷史記憶、集體記憶之間的關系日趨淡薄。美國學者保羅·康納頓在《社會如何記憶》一書中這樣寫道： “過去的形象一般會使現在的社會秩序合法化。這是一條暗示的規則：任何社會秩序下的參與者必須具有一個共同的記憶。對于過去社會的記憶在何種程度上有分歧，其成員就在何種程度上不能共享經驗或者設想。”而歷史記憶、集體記憶的保存與延續，關乎我們能否在共同記憶的基礎上分享同樣的價值理念、擁有同樣的精神底色。

從這個角度而言， 《我和我的父輩》對于父輩往事的回望和代際關系的呈現，當然不只是一種以家喻國、重述歷史的方式，還在于通過對于代際傳承的強調去延續集體記憶，分享價值共識。

《乘風》 《詩》與《鴨先知》中那些經過重塑的不同歷史記憶，通過片中和諧融洽的代際關系得以傳承和延續。而身披科幻外衣的《少年行》則顯得十分有趣：它看似暢想著科技騰飛的未來，但聚焦的卻是此時此刻中國社會的發展。這一段落中從未來返回2021年的情節設置，是將當下書寫成可以返身回望的歷史。 《少年行》中甚至還有一個頗有意味的設定：機器人邢一浩所執行的時空穿梭實驗的成功關鍵，在于必須儲存下2021年的相關社會記憶。在《未來考古學》一書中，與將科幻文藝視為人類對未來的想象這一普遍看法不同，美國學者弗里德里克·詹姆遜曾給出過一個頗有新意的闡述，他認為科幻文藝的獨特性在于能夠“將我們自己的當下變成某種即將到來的東西的決定性的過去”。就此而言，看似想象未來的《少年行》與前面三個懷舊段落本質上并無差異：它們都是通過返回過去的方式，從中尋找共同的記憶與價值，以此更好地面向未來。

(作者為文藝學博士后、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講師)

[責任編輯：楊凡、崔中連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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